原標題：保險合同的效力認定能否適用表見代理——上海金融法院判決徐某某訴人壽保險公司保險合同糾紛案

裁判要旨

保險代理人代理保險公司訂立保險合同的行為被刑事裁判認定構成犯罪，投保人請求該保險公司承擔民事責任的，屬于同一當事人因不同事實分別發(fā)生民商事糾紛和涉嫌刑事犯罪情形，應依法分別審理。保險代理人是代理保險公司與投保人簽訂的保險合同，在保險代理人構成犯罪時，判斷保險合同能否構成表見代理，可從合同相對人是否善意相信保險代理人具有代理權且無過失兩方面綜合認定。

【案情】

原告徐某某自2003年起在被告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以下簡稱人壽保險公司）處多次購買人身保險理財產(chǎn)品，其中2003年購買國壽鴻瑞兩全險的保險代理人為案外人洪某（1996年8月1日至2020年3月20日期間擔任被告的保險代理人）。2018年，洪某代理原告就其于2017年購買的國壽鑫豐新兩全保險向被告辦理解除手續(xù)，并獲得退保金額155250元。原告將其中15萬元轉(zhuǎn)到洪某的個人銀行賬戶用于購買新的國壽鑫豐新兩全保險；2019年，洪某告知原告通過增資更新保單的方式在保險本金15萬元及利息5250元基礎上增資44750元湊成20萬元以購買新的國壽鑫豐新兩全保險，原告遂向洪某轉(zhuǎn)入44750元，并簽訂了案涉《保險合同》。

后洪某因犯詐騙罪于2020年11月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四年六個月，剝奪政治權利四年，并處罰金人民幣300萬元”。判決書載明，“2012年8月至2020年3月，被告人洪某在擔任‘中國人壽保險代理’期間，以現(xiàn)金獎勵、利息高、一年即可還本付息為誘餌，假冒‘國壽鑫豐新兩全’保險產(chǎn)品，制作假的保險合同、電子投保單、發(fā)票聯(lián)、送達書、確認書等，采用支付少量利息、一年到期后收回保單，再誘騙被害人將本金繼續(xù)‘投?！姆绞?，騙取22名被害人共計人民幣2668.80萬元，其中18、2013年至2020年1月，被告人洪某騙取被害人徐某某信任，與其簽訂5份虛假保險合同，騙得76萬元”。

徐某某認為，案涉《保險合同》雖系洪某個人偽造，但原告簽訂時并不知曉，原告對于洪某作為被告的保險銷售代理具有充分的信任，所以本案構成表見代理，案涉《保險合同》成立生效，被告應繼續(xù)履行，故訴至本院。

【裁判】

上海市浦東新區(qū)人民法院審理后認為，判斷本案是否構成表見代理主要是從權利外觀即洪某是否在客觀上具有代理權，以及原告是否善意且無過失兩方面綜合認定。雖然洪某具有足以使人相信其有權代理銷售案涉《保險合同》的外觀，但原告在支付保費方面存在過錯，被告最終未收到保險費，本案不能適用表見代理來認定案涉《保險合同》的效力。遂判決，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

宣判后，徐某某不服，提起上訴。上海金融法院審理后認為，本案的主要爭議焦點在于案涉《保險合同》的效力問題。徐某某自2008年至2017年的5份保單均采取人壽保險公司從徐某某銀行賬戶劃扣的方式繳納保費，雙方已經(jīng)就采取扣劃繳納保費方式形成了一定的交易習慣，且人壽保險公司也曾對保費付款方式予以提示。徐某某于2017年2月6日簽字確認的《客戶告知書》中，人壽保險公司明確提示存在不法分子誘導客戶進行保單退?；虮谓杩罴稗D(zhuǎn)投其他產(chǎn)品的風險。在此情形下，徐某某仍然罔顧風險提示，選擇將保單退保并將所謂“保費”轉(zhuǎn)入洪某個人賬戶，顯然具有重大過錯。故不能依據(jù)表見代理確認案涉《保險合同》成立且生效。遂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評析】

本案爭議焦點在于可否適用表見代理認定案涉《保險合同》的效力。

1.在權利外觀上，洪某是否在客觀上形成了具有代理權的表象。洪某自1996年起開始擔任被告的保險銷售代理，2003年原告在被告處購買國壽鴻瑞兩全險時的保險代理人亦是洪某，2018年洪某還代理原告向被告辦理退保申請手續(xù)；案涉《保險合同》與原告之前在被告處購買的真實合同在印章、內(nèi)容、形式上相差無幾，且其中亦夾有部分真實保險合同的頁數(shù)，被告的工作人員也提到一般投保人很難辨別出真假；況且，若保險銷售代理人員與被告解除代理關系，被告亦會通過短信方式告知其所服務的投保人?？梢姡槟炒肀桓婧炗啺干妗侗ｋU合同》具有足以令包括原告在內(nèi)的一般投保人產(chǎn)生其有權代理的外觀假象。

2.在主觀因素上，就洪某具有代理權，原告是否善意且無過失。從案涉《保險合同》的簽訂過程來看，與以往原告在被告處購買保險時的流程、程序幾近相同，所以原告在主觀方面是善意的。但原告在案涉《保險合同》保險費的支付方面存在顯著過失。因為被告曾多次提醒原告關于收取保險費的相關規(guī)定，即“保險代理機構、保險代理業(yè)務人員和保險營銷員不得接受投保人委托代交保險費、代領退保金”；結合原告在被告處購買的其他幾份人身保險保費繳納方式，原、被告關于保費繳納方式已經(jīng)形成了一定的交易習慣；再結合2017年2月6日原告退保時簽署的《客戶告知書》中的告知內(nèi)容，即“鑒于目前已經(jīng)發(fā)現(xiàn)有不法分子誘導中國人壽客戶進行保單退?；虮谓杩?，而后將資金轉(zhuǎn)投非法集資項目或第三方理財產(chǎn)品等現(xiàn)象的情況，我司鄭重提示：……2.中國人壽公司從未建議客戶采取保單退?；虮谓杩罘绞将@取資金并轉(zhuǎn)購其他產(chǎn)品以獲取收益。3.中國人壽公司既沒有三產(chǎn)也沒有與第三方理財合作，客戶保單退?；虮谓杩詈筠D(zhuǎn)投其他產(chǎn)品所形成的風險與損失將由客戶自行承擔”。可見，原告直接向洪某個人賬戶轉(zhuǎn)賬支付保險費存在顯著過失，而向被告支付首期保險費是案涉《保險合同》生效的必要條件之一。

綜上，本案不符合表見代理的主觀要件，不能依據(jù)表見代理制度確認案涉《保險合同》成立且生效。

本案案號：（2020）滬0115民初48538號，（2021）滬74民終1241號

案例編寫人：上海市浦東新區(qū)人民法院 周虹艷